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39页)
30年改革,30年探索,30年成长——虽然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而中国人在这30年里,却以风雨兼程的执著收获了喜悦,凭一路激荡的豪迈迎来了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在欣喜地感受城市和乡村巨变的同时,那个威胁着我们生存与生活的幽灵——“火灾”,也如影随形,觊觎着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消防,在与火灾的对峙中,成为保护改革开放成果、维护社会安宁、促进民众安居乐业的重要力量。
消防与火灾的博弈,体现着一个社会日益觉醒、日益进步的平安意识和安全机制。火灾的发生与扑救,往往是这种变化的见证与档案。在这30年间,火灾呈现出了与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相一致的阶段性特点,成为我们梳理消防往事的时间依据。透过这些著名的火灾,我们看到,消防的发展正是在与火灾的斗争中得以不断前进。
回顾30年重特大火灾,使我们今天更能深切地感受着警钟的长鸣,以及与火灾作斗争的持久与艰辛。消防的改革与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艰辛中,不断迎接着挑战,克服着各种艰难险阻,昂首向前!
上篇:1978年——1993年
中国改革开放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这一伟大征程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从1978年底开始到80年代上半期,被社会科学研究者称为“农村改革为主阶段”,这段岁月对于中国百姓,可以说是解放的欢笑和感奋的泪水交织的日子,告别阴霾,社会生活中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正在悄然发生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行,“五讲四美”被第一次提高到“精神文明”的范畴,同时“存在主义”思潮在青年中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然而,若想壮怀激烈的新征程走好走稳,就必须对过往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系统的清理,这才是对当下和未来最好的交待:在结束了十年的混乱局面之后,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各级防火安全委员会,由各级行政主管领导、群众团体、消防专家共同组成,80年代,这种组织形式得以普及。同时,针对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危险品、爆炸品火灾的多发情况,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管理被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从而保证了改革起步阶段安全生产的顺利进行。
从1984年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被经济学家相应地称为“城市改革阶段”。这是一个从人们解决生存问题到追求生活质量的年代,是现代中国丰富性情集中展示的年代,是民族更生的蜕蛹的年代。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启动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城市更是以蓬勃的朝气朝着“现代化”昂首阔步。
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对消防安全的新需求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火灾科学和消防技术长足发展。而伴随经济总量逐年增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三产业的异军突起,使得引发火灾的因素增加,重特大火灾开始攀升。80年代中期开始,公安部对消防工作的要求,从原来的“降低四项指标”改为“稳定火灾形势”。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全国火灾进入高峰期,伴有群死群伤现象的恶性火灾发生数量明显增加,石油化工类企业和易燃易爆场所火灾增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气火灾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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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火灾出现的复杂新形势,促生了消防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与发展。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颁布实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使消防工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政府和消防部门普遍加大了对灭火工作的投入,在城市消防设施和部队装备上进行了大幅度改造和建设;消防队加强了作战训练和火灾技术研究。随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消防会议召开。无论新时期出现了多么纷繁的情况,消防始终以不变的赤诚为人民守望着平安。
记忆关键词:高层火灾与“高规”诞生
哈尔滨天鹅宾馆大火
1985年4月18日夜晚,住在天鹅宾馆1116房间的美国人安德里克被浓烟呛醒,醉意朦胧的他发现香烟点燃了床单。慌乱之余,他连门也没来得及关,径自逃走了。宾馆保卫科长姜某和11楼的值班员顾某本应及时发现火情,却都擅自离开了岗位。他们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在日后“赢得”了法律严惩,更在当时“创造”了无尽灾祸———大火波及21间客房,其中6间全部烧毁;在大火中有10人丧生,其中有外宾6人;重伤7人,其中有外宾4人,直接经济损失近25万元。自1949年,高层建筑发生这样严重的火灾,火灾中有这么多人伤亡,而且殃及外国客人,这还是第一次。
大火使人充分认识了高层建筑火灾的危险性———健全消防设施、加强消防管理、注意防火分割、控制“裙房”建设。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高层建筑的普及,促生了《高层建筑消防管理规则》于198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大火也唤醒了人们对火灾逃生更真切的感受和更全面的思考,掌握一定的逃生知识,在危急关头,“不放弃一切可能”的自救和“积极配合,等待外援”的他救,才是对生命的珍视。
记忆关键词:城市火灾催生《责任重于泰山》理论
上海二轻局火灾
伫立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上的二轻局大厦,原是建于1930年的英商“惠罗公司”。没想到的是,它在见证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变迁之后,却在1986年9月18日凌晨迎来了“灭顶之灾”。大火由二楼闷顶内的电线引发,迅速导致了短路打火,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二至五层5560平方米的建筑和二轻局产品陈列室内的全部样品、中国机电设备公司华东一级站的电子计算机、复印机、电传机等设备及其他办公用品均被焚毁,直接财产损失达318万元。在废墟之上,一眼可望见青天的历史建筑内,曾经挤满了陈列室、贸易中心、机关办公室和职工宿舍,每个区域都形成了“棚户区”,各层楼道封闭,电线乱拉,错综缠绕,这也是这场上海自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楼火灾的直接原因。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临火场并在之后的全市消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精神振聋发聩,成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防事业的理论纲领和认识工具。
记忆关键词:突发的森林大火,促使火灾报道公开、引咎辞职成为问责制的先声
大兴安岭火灾
当我们把记忆回溯到1987年的时候,恐怕在脑海中会跳跃出“三个字”———大火灾!是的,那一年,整整一个月,国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东北大兴安岭那片茫茫林海。从1987年5月6日开始,由护林员在五处林场使用割灌机违章作业和吸烟引发的大火整整燃烧了28个昼夜,席卷了100多万公顷的土地,洗劫了西林吉、图强、阿木尔三个林业局局址及9个林场,烧毁桥涵138座、汽车210台、拖拉机108台、发电机组87台、绞盘机173台、输电线路267公里、通讯线路666公里、房屋61.4万平方米,军民58800人参加扑火战斗,5万人流离失所,266人被烧伤,211人葬身火海,许多人的官运或者人生因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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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天灾往往和人祸并行,而当人齐心合力,必然会创造“胜天”的奇迹,若是反之,则必定受到自然的惩罚。这场1949年以来损失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是历史中的一面镜子,反射出曾经存在过的种种———当年5月,东北林区已经连续3年没有下过大面积的透雨,而1986年冬季的雪又下得较往年稀少。异常的天气状况并没有引起防火各方的足够重视:当外面的远山上已经腾起烟雾,漠河县委的会议室里还在照常开会;原本驻扎在漠河县的一支70多人的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刚好在那年春天被撤走;县里新成立的一支快速扑火队还没有经过正式的训练;经费不足,林区缺少瞭望塔,火灾的准确方位无法判断,以致火灾发生后,400名摩拳擦掌的官兵受命驰援,竟然辗转奔波了4天还没找到火头。然而,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矛盾: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官僚主义的做派、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仅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更让森林防火工作力不从心。
被老百姓传为“天火”,实则为“人祸”的火灾,在各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及武警官兵的努力下终被扑灭,也为国人的社会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大兴安岭,这场突发大火的公开报道,成为新中国新闻史上灾害报道的一个经典案例,其中《中国青年报》首开以全景式、大特写的新闻方式干预生活的先河,《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系列报道至今依然被奉为典范;国家领导人的身影首次出现在火灾现场,李鹏、田纪云、万里等国家领导人先后飞往扑火前线视察、指导扑火、慰问灾民和重建家园等救灾工作;虽然公务员制度是在当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决定在全国逐步实行,而引咎辞职制度是在2005年4月被引入《公务员法》,但时任林业部部长杨钟和副部长董智永开创了建国后高官引咎辞职的先河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先声;与此同时,“大胡子师长”吴长富和一位位与“火魔”殊死搏斗的人们,以他们壮丽的人生,成为国人记忆中当之无愧的英雄。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1989年7月17日,国家森林防火总指挥部、公安部、林业部《关于划分森林消防监督职责范围的通知》规定,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内林业城镇的职工聚居点的消防工作,由当地林业公安机关实施监督;20世纪90年代出台了天然林保护工程,林区逐年疏散人口政策。
记忆关键词:8·12,让黄岛成为油库火灾代名词
黄岛油库特大火灾
1989年8月12日9时55分,一声霹雳在天空炸响,坐落在胶州湾对岸山坡上的黄岛油库5号油罐随即爆炸。烈焰怒吼,伸向天空,并时刻威胁着周边的油库和一家弹药库。青岛市消防支队的官兵们立即奔赴火场,与肆虐的大火展开了生死较量。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油库火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性后果:大火燃烧了104个小时,死亡19人(消防官兵牺牲14人),伤93人(消防官兵伤84人),直接经济损失3500万元,并且污染了青岛附近的大面积海域,间接损失不可估量。大火也引起了党中央和青岛市委的高度重视,时任青岛市副市长的俞正声同志当即指示成立了黄岛油库灭火抢险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后勤保障工作。大火发生后,有关部门多次召开了油库大火火灾研讨会:从技术上讲,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再建水泥半地下式油罐;从管理上讲,油库防火安全检查多次进行;从环境上讲,重视了油库的选址工作;从灭火技术上讲,制定出新的油罐大火扑救方法。19年后,大火增添了中国人记忆的分量,也承载了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这就是“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众志成城,敢于胜利”的黄岛灭火精神。
记忆关键词:8·5大爆炸,将危险品仓库选址写入立法规范
深圳清水河爆炸
1993年8月5日,也是特区年轻的历史上蒙受巨大灾难的日子。这一天,与深圳清水河油气库相邻的安贸危险品公司清水河仓库两次大爆炸,两朵硕大的蘑菇云从特区北部的清水河升起,青山瞬间成为火海,库区立刻化作废墟。15人丧生、800多人死伤,3.9万平方米建筑物毁坏、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同年,国土规划部门开始酝酿油气库的选址和征地工作。
任何关于灾难的回忆都不会是轻松的,而良知和理智又督促着我们还是要面对记忆的沉重,给现实以警醒。这场重大的责任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城市消防规划建设管理规定》、《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和《商业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早已出台,消防部门批准清水河仓库只能储存干货,而市政府某些职能部门却放任其自行改为危险品仓库,使火灾和爆炸事故一触即发。清水河这块位于深圳市区北面2.37平方公里,距罗湖口岸仅4公里的土地,曾经是众多物流、外贸公司运送货物到香港的交通要道,也在2000年的新一轮城市规划中被确定为深圳市重点建设的六个物流园区之一。而如今,这块在15年前令深圳乃至全国在一瞬间牵肠挂肚的土地,这块消防人用生命和热血保卫下来的改革开放成果的见证地,这块因利益博弈导致对危险品仓库搬迁十年悬而未决的“是非地”,正逐步将它的片区法定图则公之于世———对危险品仓库的重新选址体现了责任政府对公共安全的监督力和执行力,清水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终于找到了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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