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车令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侯、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上面所引的这条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较早的关于宋代城市已设专门的防火、灭火机构和组织的记录。史料所说的“二年六月”，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其中有“仰探火军人”、“指挥使”等名目，窥测火警是用军队，灭火是指挥使指挥兵士进行，这表明宋代城市专职防火、灭火的组织，是从军队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有时就是直接由军队担任的。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宋代消防系统的编制：熙宁八年(1065)，神宗曾批准：“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其中将100人分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这就是所谓的“潜火铺”，“潜火铺”即驻扎军人的防、灭火屋所。在北宋的后期，设有“军巡铺屋”，每铺五名铺兵，夜间巡警。一遇失火，则由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部门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专职的“消防队”，从较小规模扩充起来。南宋临安是最全面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较之北宋灭火制度实行得更为彻底，为了使临安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再从殿前各司选拔300精兵划归临安府，专门担任救火任务。最多时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000人。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在所有灭火器具中，唧筒的发明和使用，是一划时代的贡献。唧筒可以这样描述：它是用长竹制成，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筒形洮水的灭火器具。竹筒内紧裹在水杆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来回拉动水杆，便产生正压和负压，将水从竹筒开窍处吸入和喷出。尽管这种唧筒的射程和流量都很有限，但利用它来射水灭火，比之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进展。这种简易便用的竹制唧筒，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浦。
水囊是最常用的灭火器具——它是用猪、牛膀胱制成的。起火时，可盛水，掷向着火地点，水囊被烧穿，或破裂，水即流出灭火。还有用油布缝制成的油囊，其用法同猪、牛膀胱制成的囊一样，盛水掷着火处灭火。
由于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层建筑着火，所以在灭火时，要经常运用梯子，攻城时用的云梯为最理想之选。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着火的房屋若高，灭火的军士就会攀上救火长梯而上，这种救火长梯当非攻城用的云梯莫属，因为只有这样梯子的长度、高度，才可以够得着像皇宫那样的墙垣和楼殿……
有了便利的灭火器具，还要有有条不紊的灭火组织程序配合才能扑灭火。那么宋代城市灭火的具体场景是怎么样的呢
在最初的时候，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间，便紧闭诸城门，致使赶来探视救火的人也不得进入。而且，火灾发生时，要等候负责这一地区治安的巡检官员前来，才能开始扑救，这样必然是贻误了灭火的良机。
城市管理者觉悟后，便推行了救火“责任制”：若着了火，由仰探的军人，骑着“望火马”，飞驰报告巡检，如果都巡检因故未到，便由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厢巡检负责去救。
如果去巡检的那地方遥远，其他军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挥穿着上有番号、以区别各军的“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队”，和救火的“水行人”，与失火的“本主”，一起灭火，以免使远处屋舍连着。此外，各衙门，各军级，也都派出队伍，急行奔向驻地着火处，听候指挥救火长官的指挥，他们也成了实际的“消防队”。这时，也有一大部分官员坚守自己岗位，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消防队员”必须准备好平常所预备的灭火器具，从准备好装醋浆水的瓮中，汲醋浆水覆在脸上，使烟不能呛冲鼻和眼睛。又可在长八尺的杆上束住重约二斤的散麻，即麻搭，蘸着稀泥、浆水去扑打或湿润火焰或烧着的物品，以防扩大蔓延。还要用火钩、火叉、利斧，或用快锯，拆除掉障碍；还要用大索、带有长链的铁锚儿，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断火源……宋代城市灭火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步骤、程序。当然，这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灭火过程中，往往是政府出钱买水灭火，那些富室豪户也用钱雇人参加灭火。这都刺激着“消防队员”竭力灭火，不致使火势扩散。对于灭火积极者，政府将给予优厚的犒赏，“消防队”中有重伤者，政府还差官员去探望，并负责请医生治疗。若是在救火中有不尽力者，查出后定以“军法”治罪。宋政府经历多次灭火，已制定出了许多严格的失火、灭火惩治法律，如《庆元条法事类》中特别指明，在救火时，“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这就从法律上为救火时的交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宋朝廷制定防、灭火的规章，不走形式，在监督执行这方面法条诏令时，不讲情面，十分严格。赏罚分明，才能顺利指挥扑救，从指挥灭火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出一个官员驾驭政事的功力。宋政府并不一味采用硬性的处罚，而是两手并用，在推行处罚法条同时，也实行一些保证扑救火灾顺利进行的基本建设。
几乎是与建立专职“消防队”同时，即祥符二年(1009)，供备使谢德权率水工决金水河，水经历天街，绕太庙入后庙，又向东引，从城下水窦流入濠沟，使整个东京水渠环绕，水渠周围都砌砻甓，种植芳木，车马经过之处，累石筑梁。又为生活方便，在主要街道、市民住区，筑成方井。这种蓄水的方井，就在市民居所周边，市民用水，随时可从方井中汲取。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旦有大火烧起，方井周围就可聚集起“消防队员”，从这里汲水，以扑救灭火……
从部队的编制、设施、灭火的组织上来看，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处于一个健全、高效的轨道之中。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在东京、临安这样的中心城市，积累起了丰富的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纷纷加以仿效，并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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